第42章 大魏流民
等谢寿出了酒楼，就让知秋到楼下去打听流民的消息，自己则坐在厢房里闭目养神。
一则是稳住自己的暴戾之气，二则好好想想流民之事，三则好好打算我本就不多的时间。
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，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。
到汉武帝时，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。
中国历史上“流民”有许多异称，诸如游民、移民、饥民、灾民、棚民、客户、以及散兵游勇、乞丐之类。
至于盗匪窃贼、流氓无赖、帮会、□□中也集聚不少流民。
最著者则为“流寇”，多系流民铤而走险激变而成。
中国古代社会，至少自春秋战国起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业就已界限稳定，互不相扰，是社会有序的一项重要准则。
郡县制的建立与完善，严密的户籍管理，更是确保着中央集权治驭下的各色人等必须接受具有法律意义、贵贱不等的角色规范。
职业随户口固定，不容许随意迁徙易业，成了中国传统高度整合的一个突出的特征。
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小农封建社会能如此稳定延续这么多年的根源，然而，再强固的社会整合也会显示出裂痕。
“流民”就是脱离社会整合，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，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。
中国历代出现各类流民问题，其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。【引用至王家范先生的《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》】
然而出于我所在的这种南北朝之后的王朝，产生流民的无非两种原因。
第一种——天灾！
不管是水旱灾害，还是瘟疫蝗虫，只要是称得上一省灾害的，无论朝廷如何筹措赈灾，必然会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，成为流民。
第二种——土地矛盾！
这是封建王朝下屡见不鲜的事情，每一新王朝之初，小农生产均可由休养生息进至最佳发展期。
此即史称“盛世”，如汉之文景、唐之开元等等，盛极转衰。
封建王朝遂由巅峰逐渐沿下坡路线滑行，不断积累起诸如土地兼并、水利失修、吏治腐败乃至内乱外祸，到王朝末年，必然产生小农生产的严重萎缩。
农民田产被夺，生计无着，为逃租、逃税、逃役而被迫离乡背井，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，这就进入社会周期性的瓶颈口危机。
如同季风的周期一般，周而复始，永不失信。
因此每一次的农民的揭竿而起，无非是毫无活路的无奈之举。
但魏朝的建立并非是农民的起义，实质上是贵族世家之间矛盾利益尖锐化的结果。
例如建立魏朝的魏元帝就是当年前朝皇室的旁系分支，且是被逐出姓氏的一支。
但说到底，也不是平头百姓，还是有自己的封地的一方勋贵。
先皇魏元帝前半生小心翼翼，后半生基本都在疆场驰骋，五十多才荣登大宝，做了不到七年的帝王，便驾鹤西去。
现在魏帝更是近四十的年岁登基上位！
魏朝的天下还不足三十载，真正的权柄与富贵——土地！其实还在世家大族的手上。
例如陇西一带地区有百姓无立锥之地的说法。【作者杜撰的，但史书中是有例可循的，不过不在这个时期。】
这里的“地”，指的不是站立的地方，而是指田地。
勋贵之间不停地兼并和盘剥，导致很多农民无地可耕，成为真正的无地之人，成为只能作为佃户的租民。
不多时，知秋便已回到厢房，低声在我耳边呓语了许久。
根据知秋打探到的，我这时才发现在上上辈子的记忆里，魏朝从建朝初年开始，便有多次的水患和蝗灾。
黄河的在魏朝初年就数次决堤，黄河两岸的人民更是因为水患民不聊生。
尤其是长安本就离黄河不远，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因黄河水患，而不得已奔赴京畿周围的流民。
虽然京畿周围的官员会层层拦截，但依旧会有很多流民能赶到长安附近。
天子脚下，这本难题就归京兆府管辖。
京兆府府尹当然怕这些流民无意之中冲撞了哪路贵人，更不愿魏帝见到，惹得有心人议论袁氏皇朝治下，依旧是乱世之象。
所以每年来到长安的流民，都会被驱逐在延平门外周围。
那儿远离太极宫，延平门周围街坊又多是穷苦百姓、贩夫走卒、胡商游癞的汇聚之地。
不怕那些偶有漏网之鱼的一二流民过来，因这地界的百姓随便拉出一个都不是善与之辈。
所以京兆府虽业管着这档子事，不过也就是不许流民进来，倒不会对那些流民喊打喊杀。
没有理会知秋的阻拦，片刻后我和知秋就坐在去往延平门附近的马车上。
我记得到现在为止，悦容阁每月都能有一两千两的进账，虽然盈利时日尚短，但从开业到至今，除去前期的投入和后面的开销，纯利已经有一万多两。
足够我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马车刚行至朱雀大街旁，我就改变了主意，让马夫调转车头往延兴门去往——杨庄。
那是先帝赐予曾外祖母澄阳大长公主地陪嫁，后又随着祖母陪嫁到了国公府。
那地方临近长安八水中的浐河，离长安城只需两到三个时辰的马车路程，不算太远。
最让我心动的是，此处地势平坦，东临浐河，虽说只是个庄子，曾外祖母和祖母先后将周围的林子田地买了不少。
现在周围有不下四百亩地占地，若是此处，对我而言位置必定甚好。
我便带着知秋乘着马车将杨庄周围转了个遍，回府已是酉时末。
我第二日一早，便在祖母跟前求着用两万两买那杨庄的地契。
别看两万两听着不少，但在长安周围想买下近四百亩的地，那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
而作为一朝之都周围的地，且不说百亩不到就要近一万两的银钱，那地更是有市无价的存在。
不为别的，自古以来我们华夏人最看重的就是地，没有之一。
而长安周围有几百亩的，无一不是权贵世家。
祖母最后拗不过我，答应用两万两白银卖给我，三月末的时候将银子交给祖母。
说是卖，倒不如是送。钱还没送到祖母手上，地契当天上午就被我带了回去。
崔氏看着自家孙女离去的背影，摇头好笑：“这孩子平日里也不见怎么上心庄子铺子的，这会儿倒稀罕起来。怪得很！”
听着自家老妻嘀咕，卫国公笑道：“孩子大了，自有她的打算，我们管她做啥。”
“你就这么由着她，成日地往外跑？”崔氏突然皱眉道。
卫国公摆摆手道：“由着她去吧！”
我一回到掬青阁，就让春朝开始盘点现在掬青阁的存银，又让知秋将西北小祠堂那边存着的收益清点一遍。
午饭后我去了一趟西北小祠堂，回掬青阁换了身衣裳，就带着知秋往昨日的酒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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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则是稳住自己的暴戾之气，二则好好想想流民之事，三则好好打算我本就不多的时间。
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，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。
到汉武帝时，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。
中国历史上“流民”有许多异称，诸如游民、移民、饥民、灾民、棚民、客户、以及散兵游勇、乞丐之类。
至于盗匪窃贼、流氓无赖、帮会、□□中也集聚不少流民。
最著者则为“流寇”，多系流民铤而走险激变而成。
中国古代社会，至少自春秋战国起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业就已界限稳定，互不相扰，是社会有序的一项重要准则。
郡县制的建立与完善，严密的户籍管理，更是确保着中央集权治驭下的各色人等必须接受具有法律意义、贵贱不等的角色规范。
职业随户口固定，不容许随意迁徙易业，成了中国传统高度整合的一个突出的特征。
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小农封建社会能如此稳定延续这么多年的根源，然而，再强固的社会整合也会显示出裂痕。
“流民”就是脱离社会整合，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，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。
中国历代出现各类流民问题，其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。【引用至王家范先生的《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》】
然而出于我所在的这种南北朝之后的王朝，产生流民的无非两种原因。
第一种——天灾！
不管是水旱灾害，还是瘟疫蝗虫，只要是称得上一省灾害的，无论朝廷如何筹措赈灾，必然会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，成为流民。
第二种——土地矛盾！
这是封建王朝下屡见不鲜的事情，每一新王朝之初，小农生产均可由休养生息进至最佳发展期。
此即史称“盛世”，如汉之文景、唐之开元等等，盛极转衰。
封建王朝遂由巅峰逐渐沿下坡路线滑行，不断积累起诸如土地兼并、水利失修、吏治腐败乃至内乱外祸，到王朝末年，必然产生小农生产的严重萎缩。
农民田产被夺，生计无着，为逃租、逃税、逃役而被迫离乡背井，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，这就进入社会周期性的瓶颈口危机。
如同季风的周期一般，周而复始，永不失信。
因此每一次的农民的揭竿而起，无非是毫无活路的无奈之举。
但魏朝的建立并非是农民的起义，实质上是贵族世家之间矛盾利益尖锐化的结果。
例如建立魏朝的魏元帝就是当年前朝皇室的旁系分支，且是被逐出姓氏的一支。
但说到底，也不是平头百姓，还是有自己的封地的一方勋贵。
先皇魏元帝前半生小心翼翼，后半生基本都在疆场驰骋，五十多才荣登大宝，做了不到七年的帝王，便驾鹤西去。
现在魏帝更是近四十的年岁登基上位！
魏朝的天下还不足三十载，真正的权柄与富贵——土地！其实还在世家大族的手上。
例如陇西一带地区有百姓无立锥之地的说法。【作者杜撰的，但史书中是有例可循的，不过不在这个时期。】
这里的“地”，指的不是站立的地方，而是指田地。
勋贵之间不停地兼并和盘剥，导致很多农民无地可耕，成为真正的无地之人，成为只能作为佃户的租民。
不多时，知秋便已回到厢房，低声在我耳边呓语了许久。
根据知秋打探到的，我这时才发现在上上辈子的记忆里，魏朝从建朝初年开始，便有多次的水患和蝗灾。
黄河的在魏朝初年就数次决堤，黄河两岸的人民更是因为水患民不聊生。
尤其是长安本就离黄河不远，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因黄河水患，而不得已奔赴京畿周围的流民。
虽然京畿周围的官员会层层拦截，但依旧会有很多流民能赶到长安附近。
天子脚下，这本难题就归京兆府管辖。
京兆府府尹当然怕这些流民无意之中冲撞了哪路贵人，更不愿魏帝见到，惹得有心人议论袁氏皇朝治下，依旧是乱世之象。
所以每年来到长安的流民，都会被驱逐在延平门外周围。
那儿远离太极宫，延平门周围街坊又多是穷苦百姓、贩夫走卒、胡商游癞的汇聚之地。
不怕那些偶有漏网之鱼的一二流民过来，因这地界的百姓随便拉出一个都不是善与之辈。
所以京兆府虽业管着这档子事，不过也就是不许流民进来，倒不会对那些流民喊打喊杀。
没有理会知秋的阻拦，片刻后我和知秋就坐在去往延平门附近的马车上。
我记得到现在为止，悦容阁每月都能有一两千两的进账，虽然盈利时日尚短，但从开业到至今，除去前期的投入和后面的开销，纯利已经有一万多两。
足够我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马车刚行至朱雀大街旁，我就改变了主意，让马夫调转车头往延兴门去往——杨庄。
那是先帝赐予曾外祖母澄阳大长公主地陪嫁，后又随着祖母陪嫁到了国公府。
那地方临近长安八水中的浐河，离长安城只需两到三个时辰的马车路程，不算太远。
最让我心动的是，此处地势平坦，东临浐河，虽说只是个庄子，曾外祖母和祖母先后将周围的林子田地买了不少。
现在周围有不下四百亩地占地，若是此处，对我而言位置必定甚好。
我便带着知秋乘着马车将杨庄周围转了个遍，回府已是酉时末。
我第二日一早，便在祖母跟前求着用两万两买那杨庄的地契。
别看两万两听着不少，但在长安周围想买下近四百亩的地，那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
而作为一朝之都周围的地，且不说百亩不到就要近一万两的银钱，那地更是有市无价的存在。
不为别的，自古以来我们华夏人最看重的就是地，没有之一。
而长安周围有几百亩的，无一不是权贵世家。
祖母最后拗不过我，答应用两万两白银卖给我，三月末的时候将银子交给祖母。
说是卖，倒不如是送。钱还没送到祖母手上，地契当天上午就被我带了回去。
崔氏看着自家孙女离去的背影，摇头好笑：“这孩子平日里也不见怎么上心庄子铺子的，这会儿倒稀罕起来。怪得很！”
听着自家老妻嘀咕，卫国公笑道：“孩子大了，自有她的打算，我们管她做啥。”
“你就这么由着她，成日地往外跑？”崔氏突然皱眉道。
卫国公摆摆手道：“由着她去吧！”
我一回到掬青阁，就让春朝开始盘点现在掬青阁的存银，又让知秋将西北小祠堂那边存着的收益清点一遍。
午饭后我去了一趟西北小祠堂，回掬青阁换了身衣裳，就带着知秋往昨日的酒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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